1905电影网专稿 因为疫情防控，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多数大师班活动都事先进行了录制。虽然都是满满的干货，但更像是一场知识分享课堂。9月24日晚，本届唯一一场现场的电影大师班——巩俐电影大师班，在北京雁栖湖畔举行。

作为本届北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的她，或许是因为刚结束评奖工作，当晚的她看起来整个人非常轻松自在，更是在大师班上，找来了新片《兰心大剧院》的搭档——导演娄烨，以及演员张颂文、赵又廷，分享名为“电影与我们”的话题。

整场活动下来，四位电影人谈“演技”、聊创作、望未来，或者更像是一场属于巩俐的聚会——巩俐和她的朋友们。

正如巩俐在最后说的那句话，“在快节奏的时代，作为演员要沉淀下来，别走得那么急。要有时间静下来，慢一点，思考一下，如果要做这个职业，只有热爱，才能坚守。”或许，这就是整场活动的核心。

谈电影萌芽

“小时候给哥哥们画电影票”

谈及自己和电影的关系，巩俐的故事显得童趣十足。

因为父母是大学老师，从小就在学校大院长大。那会儿大院里都有大礼堂，每周会进行电影放映。小巩俐当时就喜欢收集那些不同颜色的电影票，没事儿就观察研究。

有一天，大她十几岁的哥哥说想看电影，可是苦于没有电影票。巩俐就和他进行“交易”——哥哥帮她完成作业，她就给哥哥电影票。哥哥也好奇，这么小的孩子哪能搞到电影票呢？

实际上，巩俐根据当周影院影票的真实颜色，找来相应的纸张，自己进行绘制，“因为那时候检票口是很黑，点票的时候看不清这张票是画的还是真的。”

用这种小办法，巩俐当时和哥哥们看了不少电影，但这并没有因此让她想成为一名电影演员，“我妈和我说，我的眼睛不够大，也不够白，就当一个老师吧。”

长大后的巩俐就分别去当时的曲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学院等师范类院校考学，可是得到的反馈均是她的声音太低，不太适合当音乐老师。

后来，巩俐遇到了尹大为老师，对方建议她试着报考表演，“我当时是一张白纸，但我对很多东西都很敏感，就很喜欢模仿东西，模仿人。”虽然抱着一试的心态，巩俐却认定自己不能拍电影，可以去演话剧，能在舞台上唱唱跳跳。最终，巩俐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期影视班的一份子。

相比起巩俐，张颂文的电影种子则是4岁的时候就种下了。

“那会儿家里没人照顾我，就找了隔壁的卢伯伯。他是一位电影放映员，我每天就跟着他上班，一直等到晚上放完电影才回家。”

有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意味着小张颂文就有了很多观影机会，毕竟当时电影院半年只放一部电影，“放到后来，观众就发现有个小孩能跟着背台词，他们就觉得我很厉害，给我买甘蔗和花生，所以我那时候觉得电影很好，只是我觉得长大了，能放电影就好了。”

24岁的张颂文，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数年，但并没有熄灭他心中的“电影梦”，他毅然决然地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时候我想，做电影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了”。

谈电影入门

“《秋菊打官司》让我懂电影”

从《红高粱》到即将上映的《兰心大剧院》，巩俐见证了中国电影一步步走上国际领奖台。作为电影的宠儿，在大学求学的时候，竟然曾被剧组“退货”。

大一暑假，学校希望学生能出去实习，有机会出演电视剧或者电影，只要老师批准就可以。这时候，一位戏文系的学姐，告诉巩俐有一个电视剧的机会，但不给钱。巩俐抱着要交作业的心态，就和这位学姐坐火车去了成都试戏。

结果见了导演一面，对方了解了巩俐的情况，甚至连试戏都没有给，就让她“回去等消息”了。天真的她还真的回去等着，隔天遇到了老师，老师了解了情况，跟她开玩笑说，你是被他们退回来了吧。

当时巩俐觉得很受挫，那时候她有山东口音，老师也让她趁着假期好好练台词。巩俐说，现在很多年轻学生肯定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没关系，被退回来就继续练就好了，不要放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错过了这部电视剧的机会，才让巩俐有缘得到了张艺谋抛出的橄榄枝，出演了电影《红高粱》。

但拍摄《红高粱》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学校仍是出演话剧、小品，巩俐对自己的定义还是“话剧演员”。

到了《红高粱》的现场，反而懵了，“话剧上台以后可以自由发挥，刚拍电影时就不太习惯。拍《红高粱》从中间的情节开始拍，状态就不太明白，后来通过和导演的沟通才慢慢明白。”

直到拍摄了电影《秋菊打官司》，巩俐才觉得真正进入电影，喜欢电影。

“拍《秋菊打官司》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半纪实的感觉，摄影机在哪我们演员都不知道，我们戴着一个耳麦，然后有围巾挡着，80%都是这么演的，也没有很多提示。那部电影给了我一个类似舞台的自由度，那时候我觉得对影像的感觉，和摄影机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兰心大剧院》的拍摄让巩俐又回到了那种状态，或许自由是演员找到自己和电影关系的秘诀，张颂文亦是如此。

大学毕业之后，张颂文一直在拍摄一些电视剧，有一天接到了娄烨导演的邀约，拍摄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

有一场张颂文和谭卓在出租屋里聊天的戏，结果因为道具老师的道具手机太逼真了，张颂文在进场时错拿了自己的手机。结果拍完剧本上的内容后，导演并没有喊停，突然手机响了，张颂文一看手机，看见是自己朋友的号码，才意识到自己拿错手机的事情，“这是大忌，我特别希望导演能喊停”。

万万没想到，不仅导演没喊停，电话还一直响得不停。无奈之下，张颂文只好硬着头皮接通电话聊了起来，甚至最后连一旁尴尬的谭卓，也配合着。

就这样，整个状态持续了半个小时，娄烨才最终喊停，张颂文正准备和他道歉时，没想到娄烨说，最后半小时打电话演得最好。

“我后来都很激动，在那个半小时里，我有5分钟忘记了我在拍电影，真的就是想挂电话。原来娄烨导演可以营造一个没有边界的墙给你，让你忘了这是戏剧、电影，还是生活。”

谈观察生活

“巩俐影响了我近20年”

张颂文回忆自己2002年时，租借演员刘佩琦的房子，那时刘佩琦告诉他，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用，但是这个柜子里的别扔了，如果冬天冷，可以穿柜子里的军大衣。

“有一天我拿军大衣出来穿，掉出来一本红色的笔记本，捡的时候，我手都抖了，上面写着《〈秋菊打官司〉拍摄日记》。我那时候蹲在地上看的，看了三个小时，我站起来的时候，都摔了一跟头。”

在那本本子上，让张颂文印象深刻的则是其中第一篇，上面写着，“我到车站的时候，剧组的同志来接我，我们在站台聊天，再坐着大巴车回去。在车上，我才发现接我的人里面有小俐（巩俐），我居然没认出来。她竟然已经变成了当地的农村妇女。后来一问剧组的同志，我才知道她提前一个月就在一个当地农村人家住。”

刘佩琦把在《秋菊打官司》的拍摄细节，非常清楚地写在了本子里，张颂文感叹，“我在读那个本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功力大增。”

谈演技

“我不认可演技说”

外界对巩俐的演技已经毋庸置疑，张颂文更是凭借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隐秘的角落》等影视作品，积攒了不少好口碑，赵又廷在刚播出的《理想之城》中也收获了不少认可。

“演技”自然是很难跳过的话题。可万万没想到，巩俐却公开表示，不认可“演技说”。

“我觉得这个词就不太对，‘演技特别好’，就变成一个技巧了，演员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的，用技巧塑造人物就会很生硬，所以‘技’就不要，用你的心去感受就好了。”

但巩俐表示，技巧是演员在准备角色的过程中，角色有特殊身份、技能时，应该提前做准备。

“比如《艺伎回忆录》里有一个扇子的动作，导演说很重要，我就练了几个月，每天练了几千下，终于成功了。结果电影里只展现了一秒钟。你练完之后这个技巧可能就长在你身上了。”

“还有《兰心大剧院》，娄烨让我练拆枪，说你们撤退时要拿枪，在黑夜里装子弹。拍完发现那个镜头删掉了，但我也明白，这个技能需要长在于堇身上，拍不拍都不重要了。导演让你做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

张颂文现场也爆料，自己在拍摄空隙间，想找武术指导对自己进行指导，结果对方被巩俐提前很久就预定了，“因为巩俐觉得自己前几天开枪，会在子弹射出来的时候，下意识闭眼睛，她想练成最后不会有这样的应激反应。”

回到演技的话题，赵又廷同样坦言“不太喜欢”，但如果理解为对表演的审美，对戏剧的敏感度是可以接受的。

“有人说，你怎么演都演不过老人、孩子和狗，狗很真实，但你不能说“这条狗演得特别好”。我们喜欢的、追求的都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本质上的人类情感。”

但曾担任过表演老师的张颂文，对此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演技好”这个说法，就是一种观众对演员的褒奖。

到了巩俐这样位置的演员，可能认为表演没有技术了，但是年轻演员都认为演技很重要，这是一个过程。如果一个年轻的演员，演了七八年之后，问巩俐能不能教他演技，旁人就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每个人有独特的创作方法，没法直接教给别人，因为在后天当中，每个演员都应该寻找一个他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

谈新作《兰心大剧院》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虽然“演技说”在现场仍有争论，但对于巩俐和赵又廷而言，这次出演《兰心大剧院》对自己而言，都有很大的一次突破。

巩俐现场更是直言，“《兰心大剧院》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过程也是一个伟大作品的创作过程。创作不是那么简单，用了4个月时间，导演给了我们充足的自由，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是身临其境之后觉得是应该做的。我们找到一些废墟，还有自己搭的景，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拍了这样的电影，很不容易，我们都是全心投入。”

对于张颂文而言，整个拍摄既用心，又“乌龙”。

“印象最深刻，刚到上海的时候，造型总监找来了100年前的衣服让我们穿上，告诉我们各种颜色搭配的意义，但我到了威尼斯才知道，这是一部黑白电影。”

或许这种意外正如同赵又廷所说，像是一场美梦。

“导演尽可能还原到当时的场景，我们穿着那样的衣服，在那样的环境，就非常身临其境。我自己也打破了自己以前比较僵化的表演方式，拍完这部戏，很舍不得杀青。”

一旁的巩俐不忍问到，“现在醒了吗？”

“导演找我拍下一部才能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