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 最近几周,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内测票”在网络上炒得火热,所谓实名制入园形同虚设,大几千元的售价甚至让不少黄牛喊出年底喜提“海景房”的目标。而演出行业从不缺少相似的“热度”。
从人气火爆的流行演唱会到日渐受到关注的剧场表演,观众早已“苦黄牛久矣”。在购票观演过程中,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曾遭遇过平台锁票、炒作,“黄牛”争抢、倒票等问题。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刚刚颁布国内首个演出票务领域的行业标准《演出票务系统服务及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演出票务规范》),自8月19日起通过完善演出票务管理、系统标准,规范购票、检票、退票流程等方式,对全国演出票务市场展开有效监管,着手治理行业中长期存在的乱象。
牵头起草这一规范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文明确表示,这一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打击“黄牛”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演出行业还将“对标”电影行业,通过信息数据化的反哺效应,进一步将市场“蛋糕”做大。
“蛋糕”变大对于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来说都是利好。然而,在我们对演出公司和票务公司的对话中,各方却对《演出票务规范》的实施感到“心情复杂”——制定标准、规范管理固然是好事,但想要真正引导行业发展,仅把目光放在打击“黄牛”上还远远不够。
实名制、限购、人脸识别入场……
重重设卡为何“黄牛”永远有票?
本轮疫情造成大量演出延期、取消之前,我们曾在大麦网平台实际体验过两次“顶流”演唱会、剧场话剧表演的抢票过程。除开票前要提前存储观演人姓名、身份证号、地址、手机号等实名信息外,到了真正抢票阶段,还必须手动确认“观演须知”方可进行下一步付款操作。
尽管多数粉丝抢不到演出票,但这环环相扣看似万无一失的设计只会让你怀疑是自己“手速”不够。然而稍作观察不难发现,这边线上显示“所有演出票已售罄”,几乎同一时间,“黄牛”的朋友圈便打起了广告,声称各档位门票均可购买。
为何“黄牛”手中永远有票?北京某票务公司负责人方先生为我们详细解释了他们的“货源”渠道: 从最初各票务平台限制单个身份证号的购票数量,到后来进一步推行“实名制”购票,黄牛的生存空间的确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挤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部分黄牛开始转型“代拍”“代抢”,提前拿到购票用户身份信息并收取一定人工费用,安排多人同时在线为客户抢票,“一般(“代拍费”)是50块/人,付钱越多抢到的几率越大。”方先生说。
当然,还有其他更“稳定”、量大的票源。方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一份关于营业性演出的产业报道,其中有《通知》明文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70%”。
之所以设定这样的比例,本意是充分考虑行业惯例及需求,允许将剩余的30%作为工作票或赞助商权益等进行处置。但“黄牛”却恰好瞄准了这无法实名的30%,“冠名商、赞助商,或者媒体或其他工作票,这些你很难要求对方提前给到准确人员信息录入系统,假如对方转手送给谁或干脆卖给黄牛,演出公司和票务公司根本管不了。”方先生甚至透露,部分演出公司还会借“粉丝团购”或“商务权益回馈”等名义,进一步提高“非实名制”门票的比例,导致更多演出票流入“黄牛”等二级市场。
此次推出《演出票务规范》,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表示将借助系统升级,把演出场所、演出场次、演出类型等全部“统一信息编码”,让未来售出的每张演出票都在大数据管理下做到有迹可循。在方先生看来,这意味着今后所有演出或都将遵循目前行业的“最高规格”进行管理,模式基本等同于高铁的“刷脸”上车。此前国内极少数演出确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果能够落实这一标准,将过去时常“漏网”的30%非实名演出票也统一纳入管理,那么黄牛的生存空间势必被进一步有效打击。
但同时,一次行业的全面升级也绝非更改几行数据、代码,上线一套新系统这般简单,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眼下光是北京就有1000家以上经营演出业务的场所,放眼全国这数字就有好几万了。大量演出公司和场地使用的都是独立票务系统,全部接入统一管理不仅需要一定时间、人力成本,还会涉及大量的资金投入。”方先生表示,即便行业各方积极愿意响应《演出票务规范》实施,但落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必须被考虑和解决。
小剧场薄利、大流量“赔钱”?
演出行业乱象不止“黄牛”
调查中,我们联系了位于北京的多家演出经营场所,截至发稿时,各方均未收到何时接入新票务系统的通知。北京一家演出公司的工作人员宋小姐在采访中向我们表达了她的担忧:“我想知道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政策或资金上的扶植,毕竟我们演出公司也承担不了更多成本了。”
疫情以来,演出行业发展遭遇不小考验。不过随着剧场演出逐渐在观众群体中升温,一些小而精的项目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流行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减少带来的市场空白。然而多数“小剧场”注定薄利,几十元起步的门票与明星演唱会动辄四位数的票价,在管理上显然难以真正做到“一视同仁”。
宋小姐以戏剧市场举例:“梅兰芳大剧院、国家大剧院的一些传统剧目演出,很多时候都是百元以下的惠民票价。一些小演出可能总共收益不过几万块,即便邀请名家,几十万也就到头了。”她坦言,如果严格要求他们每场演出都以所谓“最高规格”购票、检票、退票,增加的投入势必会让部分主办方“入不敷出”:“单一票务平台在场地安装一台实名制检票闸机就要上万元,平时还会有更新维护费用,这些都需要在制定规则时考虑进去。”
当然,一些小剧场演出已经在尝试推行“刷脸”入场。宋小姐透露,德云社目前采取的就是无实体票人脸识别的方式,但相声演出单场最多200位观众,同样设备应用到上万甚至几万人的演唱会上,对安保管理和现场网络设备的稳定性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我们提出大型演唱会是否可以通过追加相关投入来解决上述问题时,宋小姐给出的回答令我们哑然:“你以为大型演出的主办就能拿出这些钱么?现在多数明星演唱会都是在赔本赚吆喝。”
以在五棵松体育馆举办的一场明星演唱会为例,演出公司需要支付给场地方的费用为50万,算上舞台搭建,花费约在200万上下。但主办方为演唱会支付的总价却通常直逼千万,因为“明星要价太贵了”。
这种价位,多年来在同类型的演出中已成常态。如此高昂的成本,最终还要平摊到观众购买的单场10000张门票上,“票价被迫越抬越高,眼看公开定价1000的门票能被黄牛卖出过万的价格,一些主办方难免不心动给对方‘开后门’。”宋小姐爆料。
方先生默认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尽管主办方与“黄牛”的交易可能直接影响到票务公司的营收,“但谁愿意赔钱呢?能理解。”作为局外人,我们此前很难想象一些看上去“一票难求”的流量演唱会背后,是主办方赔本赚吆喝卖出的“绣花枕头”。宋小姐笑说,“演出行业不是要‘对标’影视行业吗?可不可以也给演出行业的流量们‘降降薪’,出场费成本真能降下来,我们作为主办方愿意拿出一部分投到票务系统的建设上。”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比中国电影行业走过的路径,确立完备、统一的行业规范势在必行。然而电影产业近年来的迅猛、向上发展,规范票务、打击“偷票房”仅仅是其中一环。由此可见,整治演出行业乱象,治理“黄牛”应是起点,完善技术硬件的同时,从业者“软件”素质提升同样不容忽视。文艺从不应被市场、流量裹挟,莫让“劣币”驱逐“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