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抑郁、治疗……如果说两年前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首演时还是凭借一腔孤勇，将精神创伤如此直白地摊在观众面前，那么两年后，在好评与期待中登场的第二轮演出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这种勇气已经渐次传递，更多的人已经能够直面现代社会与亲密关系中的心理病症。

　　《近乎正常》的故事并不复杂，剧作家Brian Yorkey围绕一位因儿子幼年夭折而饱受精神问题困扰的母亲，展开描写了她的治疗过程，她的病症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丈夫丹、女儿娜塔莉的影响。该剧在2009年登上百老汇，当年获得了11项托尼奖提名，最终赢得包括最佳原创歌曲在内的3项奖。首轮连续演出近800场，而后经历巡演，在世界上拥有众多的语言版本，再度印证了这部戏确实可以唤起广泛共鸣。

　　“亲情”的确是一个在受众层面拥有最大公约数的题材，不过若加上“心理疾病”，就变得有那么点“近乎正常”的意味。作为历史上第8个获得普利策奖这一至高荣誉的音乐剧，委员会在给《近乎正常》的授奖辞中这么说：“这是一部强有力的摇滚音乐剧，它与郊区平凡家庭的精神疾病作斗争，并扩大了音乐剧的主题范围。”诚然，音乐剧中讲悲伤、抑郁、自杀、现代精神病学中的伦理学，充斥着药物名称与医学术语、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和后遗症，本身在题材和内容上就颇为剑走偏锋，加上为内容而服务的多元化音乐形式、对家庭与人性问题的复杂探讨，不难看出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德海姆概念音乐剧的影响。

　　妈妈戴安娜善良又脆弱，发病的时候歇斯底里，冷静下来时又努力坚强，是个很有看头的角色，本轮上海首演卡朱芾过硬的唱功和演技也很好地撑起了人物，成功将观众的共情代入到戴安娜身上。在回忆唱段中，追述过她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观众也得知了第一个孩子和婚姻对男女主角来说都是提早到来的意外。“我以为我没空在意家庭”，不过戴安娜还是很快地适应了角色，把人生重心转移过来，结果因为孩子的夭折，一切轰然崩塌。戴安娜的第一首大歌也是她的角色歌《我想念群山》（I Miss the Mountains）中，其实已经点明了她的困境和渴望：“我的自由早已死亡，可我想念群山。”

　　束缚她的当然有早逝的孩子留下的心结。“我是火焰，是呼吸，我是毁灭，荒芜和欢愉，伤害你，守护你。我是你的成真的心愿，也是你最黑暗的梦魇，征服你，占有你。”儿子加布无所不在的身影，和时时重现的《我存在》（I'm Alive）的旋律，带来恰如其分的邪魅之感——加布是维系戴安娜活着的念想，也是缠绕她不能前行的梦魇。

　　束缚戴安娜的还有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甚至丈夫的殷切期待。老实说爸爸丹上来一句“整个家的重量都在你手中”就把人压得喘不过气，加上戴安娜一曲控诉《你不懂》（You Don't Know），自此对他十六年不离不弃的好丈夫人设都难免带有反思，特别是第二幕当丹前脚劝戴安娜去接受E.C.T.电击疗法，后脚就枯坐家中唱起“我们的家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很想问他到底是更在乎戴安娜的真实体验，还是更在乎这个家的完整存在。这个剥夺记忆并重建记忆的痛苦过程，是比第一幕全家坐在一起吃饭、随着《全都会变好》（It's Gonna Be Good）爆发出的更尖锐的矛盾，其根源是某种程度的爹味“我要我觉得”，他求治愈家庭，并不知和治愈个体可能恰恰矛盾。

　　略显叛逆的青春期女儿娜塔莉和女儿男友在中文版里做了更柔化的处理。尽管她有时会不懂事的无理取闹，尽管一直对妈妈对自己的忽视耿耿于怀，但有时流露的细腻情绪却比爸爸更好地顾及到了妈妈的心理，这种设定很好地平衡了娜塔莉这个角色本身，以及戴安娜与家庭内部的对立。在爸爸告知她要给妈妈实施电击疗法时，娜塔莉的第一反应是“她多信任你啊”，她意识到了爸爸和医生统一战线的问题所在：被视为病人的妈妈早已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力，和作为个体的尊严。

　　剧中保留的医生的嘱托，反人类的服药方式，还可以看到这部音乐剧最初的讽刺意味。《近乎正常》的创作灵感来源于Yorkey看到的一段患者接受电击治疗的新闻，最初只是一个叫作《感觉电》（Feeling Electric）的10分钟工作坊小品，作曲家Tom Kitt为这个短作品写了摇滚风格的配乐，颇有抨击非人性治疗手段的味道。在音乐剧导演Michael Greif（他曾执导过《吉屋出租》，近年的《致埃文·汉森》也是大热）加入以后，把重点从对医疗机构的批评转移到了家庭的痛苦上。在中文版中，第一幕结束时那首最初的主题歌《感觉电》甚至已经被删去，让观众的情绪完全沉浸在古德曼一家的境遇上。

　　至于这次全新改版的舞美，跟当年的百老汇版有异曲同工之妙，硬体结构搭出房间的框架，与众不同的是房间的楼层是错位的，有些楼梯也是翻转的，暗喻时而错乱的精神和颠倒的生活状态；而被房间区隔的表演区域，使得现实与虚幻想象可以并置，历尽劫波的中年夫妻和初识人生的少年情侣形成对照，这些都加强了作品本身的互文。

　　在悲伤治愈这个序列里，近年来在影视上都有不少佳作，获奖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也有类似的问题探讨：为什么要期待一个经历痛苦的人回到从前？在认知光谱上，我们能否最大限度地包容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和痛苦？当一个家庭遭遇困境却有不同的个体“症状”时，是解决个体的问题，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个体是否先于家庭？我们是否能正视，是否还要以家庭为单位来扮演救赎的角色，还是说各自放彼此自由才最好？

　　《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结局；我很高兴在《近乎正常》的最后，爸爸丹也“病”了，他开始正视死去的儿子，第一次叫出加布的名字，也开始接受心理医生对他的治疗——而不是此前被妈妈的悲伤掩盖的悲伤，或者被自我压抑的悲伤；很高兴在《近乎正常》的最后，戴安娜决定离开，第一次完全自主地选择了治疗方案。没有人能保证病症的痊愈，没有人能期许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至少她迈出了自我的一步：“也许是不会好了，也许是撑住不垮掉就可以。”“不需要一切正常，那太不可思议，只要它近乎正常，我就可以。”偏离正常的那一点点重影、阴翳，是悲伤的寄寓之地，或许可以更加平和地与之共生。所谓光的方向，是“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或者加强版——“我要活着，不必快乐。”

　　此前首轮错过，还能在第二轮遇上这部作品，是一件幸事。长久以来我们讳言心理疾病的传统驱使，使人们总将其简单等同于个体的“脆弱”，而近年社会对心理问题的正视程度有了肉眼可见的增长，相信这是一部教我们如何经历创伤的疗愈过程的剧目，该有的市场和底气。（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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